《中华读书报》在5月24日5版登出了张耀杰的一篇题为《当下文学与国际大奖：发现杨绛》的大块头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张耀杰君凭着几句看似高深实则浅薄的“水气”分析，不惜把一顶顶高高尖尖的帽子往杨绛头上死命乱套，吹嘘成当下中国文学惟一一位有资格当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大人物（张君原话为：“仅就当下中国文学来说，如果非要推举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的话，当然是非杨绛莫属。”），且更把“拥有着‘自我规定的意志’和大彻大悟的博爱与慧心的杨绛”，提升到“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一个奇迹，一个极限”的近乎神圣的高度。我想，虽然张耀杰君送给了杨绛这么多顶免费高帽，但杨绛是否真的同意或者坦然接受，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仅就笔者本人而言，就先已觉得张耀杰君对杨绛的评价有着“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嫌疑。
不错，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能遇到知音，无论如何都是幸福的事。而一旦遇到知音或者己所爱好的东西，则往往会感性高于理性，从而入痴态，说糊话，做傻事。故此，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偶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而张耀杰君之所以对杨绛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可能多数原因于此。也许杨绛的某些作品在某个方面的确打动了他，或者说切合了他所主张与心爱的东西，所以才使他不惜理智，抱着单相思的痴情送出了这么多顶足以惊人的高帽？可是，他却正好犯了刘勰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致命错误。
事实上，杨绛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及当下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到底有多高，是否真像张耀杰君所说的那样高大，可以与鲁迅等人相提并论，而张耀杰君对杨绛的评价能否称得上“发现”二字，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其一，杨绛固然写出了一批质量不错的文学作品，包括张君提到的几出戏、一部长篇小说和两本自传体散文集，但就其所取得艺术成就而言，不好就说置之于“无论”“任何时代”都无愧于人了。其二，杨绛虽然一直笔耕不辍，间有翻译作品（如《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以重印或再版的形式问世，但近年来她真正的创作除了短小的散文作品及偶尔一两次论争性质的小文章外，很少再见她有作品问世。笔者当然知道其中主客观原因很多，如全心全意照顾钱钟书先生等，可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杨绛还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创作生命力最为持久的一位”及“仅就当下中国文学来说，如果非要推举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的话，当然是非杨绛莫属”的判断多么乏力。其三，不管杨绛作品的质量如何，几乎她所能写出来的作品都已经出版，而且版本不止一个，有的是重复编辑或重印再版，如《喜剧二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即包括其于1943年在世界书局出版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而非张君在文中所写的《弄假成真》），且不断有人写出肯定她的成就的评论文章。从这方面说，杨绛并非深埋地下不见天光的老古董，怎么可以用“发现”二字？
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告诉张耀杰君及其他有着同样“爱好”的学界中人，做学问、提主张，一定要实事求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切不可把一说成二，或把二说成一，免得既贻笑大方，复扫了自家兴致。
（河南省平顶山市理工学校 曹保印）
 |
